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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洪熙三年到洪熙八年,大明进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发展阶段。
这五年间,随着南洋、东北等地的移民政策推行和实质上的地方重构,在朱昭熙等人的协调和主导下,一个以工商业为核心的新格局逐步显现。
整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和经济基础悄然发生改变。
原本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逐渐让位于一种混合的、以制造业和海贸为驱动的模式。
这种转变,最直接的体现在两个方面:造船业的飞速发展和纺织业的规模化演进。
大明与南洋、西洋的往来在这段时间里日趋频繁,海上航线已不再是少数船只依赖风力搏命的冒险行为,而逐渐变成系统化、周期化的通商活动。
各地码头,不论是广州、泉州、还是宁波、直沽,甚至是到在庙街、德林、苦叶,越来越多地堆积着从阿拉伯、印度、波斯、马六甲等地运来的物资。
而这种物资的频繁流转,也促进了技术的流动。
起初是少量技艺高明的工匠随船而至,随后是器具、图纸,最后连整套造船与纺织工艺流程都被引入到大明的手工业体系之中。
在造船方面,大明工匠们逐步摆脱了对宝船的依赖。
曾经的宝船固然壮观,然其设计理念过于依赖帝国展示和礼仪需求,功能性不足,难以适应远洋高频次的航行,也缺乏必要的自我防御能力。
于是,一种新的船型——武装商船开始登上历史舞台。
武装商船不再以体量取胜,而是注重结构强度、舱室分布和火力配置。
船体设计更加贴近实际需求,舰体高度降低,有利于抗风浪;宽度增大,使得载货量和稳定性提升;船头不再是装饰性的木雕或曲面,而是被切割成了斜面,甚至装设冲角以备近战使用。
舱室内部的布局也进行重构。
货舱集中于中部,火药库、弹药室设在下层船舱并与船体隔离。
火炮则分布于左右船舷,每侧最多可装载十六门以上的大口径火炮,射角交错,方便交叉火力封锁。
上甲板设有三座了望台和一个小型指挥间,由专人日夜驻守。
桅杆不再只是悬挂风帆的木柱,而是整合了信号旗、号角传递、火把传令的多功能平台。
火炮的质量则由内地多家官营铁厂统一供应。
经过三年的试制与推广,重型铸铁火炮已成为主力武器,部分船只甚至配有旋转炮架和折叠炮盾。
这些本应属于陆地战场的武装设备,在大明的军商联合船队中变成了标配。
这些技术变革带来的最大成果,是航海与战争能力的融合。
原本一艘商船必须依附武装船护送,现在只要配备得当,就能独立完成一次中等风险的远航。
再加上政府放宽部分火药与战斗器械的私有权限,南洋的藩王们便迅速抓住了机会,大量购买新型船只,扩充自身的运输与战斗力。
在这五年间,大明境内造船厂遍地开花。
不仅东南沿海的传统船厂扩建翻修,连内河沿岸也开始出现大量简易船坞与木材处理坊。
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,工匠不再仅靠师徒传承的手艺,而是采用流水线分工:有专人负责船壳拼装、专人负责桅杆制作、专人安装火炮与帆具,每个步骤都有专属记录与检验制度。
到洪熙八年为止,仅官方记载的远洋船只数量就已达到三千五百余艘。
其中大型武装商船超过八百艘,中型货运船一千四百艘,其余为小型补给与侦查用船。
与五年前相比,增长了接近两倍。
这一数字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已无出其右,即使再过两百年遇到巅峰时期的葡萄牙、西班牙这样的海上强国,在船只规模上也被远远甩在了后面。
与船只数量同步增长的,是由此产生的移民与人口流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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